生长在北婆罗洲的诗歌植物

　　摘要：他不是一个外来者以些许文化品味去对地域作有趣的猎奇，而是以其中一员的姿势，深切地融于其中。他诗中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与此相关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审视、面对物华世界对心灵和生命的安顿、出自当下关怀而指向诗意的传统等等，接续了华族文化血脉、人类精神序列，又与本土认同不相矛盾。诗意的相互指涉、辩难与照应体现了诗歌自身的文化含量。而所触及的文化诗学内涵由其美学属性来奠定和实现；美的定义已自然包括了生命的感知。他的诗作及对诗的思考，无疑为认识马华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一个好的范本。
　　关键词：北婆罗洲；文化位置；诗学内涵；美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Ⅰ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7)3－0046－04
　　
　　生长在北婆罗洲砂捞越的马来西亚华裔诗人吴岸，诚如许多论者所言，是个“在历史与现实，在古典与现代，在东方与西方的复杂经纬中”颇具文化意义的诗人。他的诗作及对诗的思考，无疑为我们认识马华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概括起来，诗人吴岸的文化价值，应有如下诸端：
　　说其诗其人是“生长在北婆罗洲的诗歌玉米)”(《在答勒里》)。问题不在于诗歌具体描绘了多少地域风俗画，而在于诗人的文化位置。
　　他不是一个外来者出自某种文化品味去对地域作有趣的猎奇，而是以其中一员的姿势，深切地融于其中。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华族跟伊班族、普南族、肯雅族等民族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理应是亲如手足的兄弟，脚下的土地是共同的母亲。这并不影响华族对自己文化渊源的历史记忆：“我们在这里落土，又在这里生根/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是蕉雨/炎阳天下烤黑了皮肤，但血仍然是血/说：我们是儿女，土地是母亲脉的北方的大陆是我们的父亲”(《南中国海》)在这里，二十一岁的吴岸已经解决了他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颇似加勒比海的现代诗人沃尔科特。但如果说后者的文化血缘是基于父亲的英国，母亲的非洲，有着种族、文化和政治上的“精神分裂”的痛苦，那么前者在种族、文化及政治上则是“精神和谐”的，其痛苦是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的痛苦。其原因正如诗人的自况：“你的根是扎在你的脚下的。”
　　也因此，诗人是作为马来西亚的一员而承领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赋予人民的全部苦难和欢乐，由此我们当极其容易理解他诗中的后殖民的文化语境：“那里有我的族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森林里到处流浪/到处听见伐木的声响//在委蛇的河上/一排排木桐漂流而下……”(《摩鹿山》)吴岸曾经是一个反殖民主义的战士，在殖民地时代因领导工人运动而与他的妻子双双经历了十载铁窗生涯，对殖民掠夺有着痛彻肺腑的感受。因此构想和创造被殖民者自我的一种“界定性的象征”便成了诗人内心激越的诗歌因子。如《达邦树》：晨曦里，像一个银色的巨人；滚滚浓烟中，像一个古铜色的巨人；倒下后幻化在晚霞中，则像个金色的巨人。余如椰树、含羞草、拉让江、摩鹿山等等，都成为诗人热恋和歌咏的对象。这些物象为诗人所摄取，不仅是诗歌喜爱的形象，而是作为本土化的象征(虽然本土并非是惟一的选择)，作为对殖民的反应，这个“本土”是要“用新的方式创造出有意义的自我属性”。
　　那么，与此相关的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审视便是这样一种诗写的题中之意。当静夜，诗人神游于“呼号的海天”，思绪对接向“长滩”、“静海”和“远鸥”，妻子却关灯劝息，说“迟了/明早又塞车”(《画》)；一早上路了，人却“在烤炉似的车厢里/油烟把我窒息了”，在这种情形下冷气机却只是在“街边，巨大的广告牌上”“昏昏欲睡”，如此“我遂觉悟，大家都已在死胡同里”(《死胡同》)；而当一片绿林被啃去，“处女土，裸露着赤红的丰腴”，“未来城市的钢筋/曳向地平的高点”，那堂皇的世界让人焦躁、疯狂和沦落，心理染上种种世纪病，必然导致更多的罪衍和惊骇：在表面华艳、温馨的夜晚，却有“一把匕首/向你的腰间/微闪着青光”令“满城的光灿/一刹那都黯了”(《华灯》)。
　　面对如此物华而心悸的世界，诗人需要安顿自己的心灵和生命，就像遍历惊涛险滩的航船需要宁静的港湾，长途跋涉的渴意需要一杯泉水，为命运所迫的流浪者在他的兜里携着故乡，那么经验了喧嚷闹腾的白天，“今夜且让我安睡/在夜的浅滩上//解开紧绷的缆绳，让喘息，化作一线游丝/去去/那白昼里/声嘶力竭的叫嚣”(《今夜且让我安睡》)。在这里，“梦湖畔、夜的沙滩、细小的夜鸣虫的清唱”与“鹰的嘴、蛇的舌、乌鸦的唠叨”，构成了两组对立的意象，诗人的灵魂当然是要从后一组超离而归向第一组，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诗人想要“安睡”的，不仅是夜晚以及夜里安谧的景物而已，他实要“安睡”向一个精神的家园。这样一个超离的安睡，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应该指出的是，从吴岸的写作中不难看出．他的华族文化血脉，然而与其说这表现在他的《北行集》、《北行二集》、《北行三集》等对中国风物的吟哦以及其他寻根怀旧的咏叹(如《小瓷盘》、《古瓮》、《铜鲤灯》等)上，不如说是他的笔下所透露出的诗意情怀，接续了民族文化的根性。固然，对古文物的“惊艳”，唤起了他的民族文化情感，然而“怀旧”在当下显现，是源于对现时代的感慨，表现出“现在进行”的动因。如叹铜鲤灯：“是哪个朝代哪一双巧手/将这鱼儿放生到人间，在苦海里给夜行者一点光明/是离乱抑或是背叛/抛弃它在黑暗的沙滩/任风餐锈蚀/颠沛流离……”这里，是“黑暗的沙滩”和“苦海”催生了铜鲤灯的“光明”，所以，诗人的怀旧是源于对今天的关怀，出自今天的关怀而指向诗意的传统，而诗人的关怀又是诚挚、深情且广阔的：对老人，孩子，菲律宾女佣，懦弱的少女，乞丐，流浪者，环保会议，伊班族人的历史、家庭和习俗，众多的友人，砂捞越的山山水水……如果说吴岸以大自然作为精神依归的象征是道家的，那么他的现实批判意识和积极入世的关怀则是儒家的，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风范。
　　这样一个文化风范的持守与他的本土认同不相矛盾。这实际上也是接续了人类的精神序列，与爱尔兰的叶芝、法国的艾吕雅、中国的艾青、马来西亚的奥斯曼·阿旺等产生了精神的呼应。因为诗人的生命与大地关联，其胸怀是宽广的，诗歌的心灵是没有框限的，所以当吴岸在吟颂华族传统的粽子时叹道：人在水中采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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