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花卉画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画院的兴隆，加上几位皇帝的支持和倡导，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花卉画家。北宋的一些文人兴起的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题材的文人画，把中国的花卉画推进到了“托物言志”阶段，这是中国花卉画史上的一次飞跃，它密切了中国花卉画与人类心灵的关系，开拓了画家以高尚情操影响观者精神生活的途径，使中国花鸟画在审美方式上的民族特点终于形成，也一直成为百代不衰的优良传统影响至今。
明、清之际，中国花卉画无论在艺术意境抑或表现技巧上都颇具新意。特别是清代的“扬州八怪”，多半以花卉为题材，不受成法所拘，笔恣墨肆，和当时的所谓正统画风有所不同，被视为画坛的“偏师”、“怪物”，遂有“八怪”之称。他们的笔墨技法，对近代中国写意花卉画影响很大。清朝以后，中国画坛上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花卉画家，最为著名的如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张大千等都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花卉画。
我们的祖先在大自然中悠游了数千年，始终以一种虔诚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甚至把自然中的花草予以人格化，期许个人的造化能与心目中的花草相映照，互比美。人们心目中种种花草的形象，成了幸福、吉祥、长寿的化身。
我国很多传统的节日与花有着紧密的关系。春节是我国民间最古老而隆重的传统节日，人们最重视用花卉来装饰厅堂，增添节日喜庆的气氛。其中，水仙是我国民间最为流行的年花。在花朝节时，人们结伴到郊外游览赏花，称为“踏青”，姑娘们剪五色彩纸粘在花枝上，称为“赏红”。各地还有“装狮花”、“放花神灯”等风俗。人们在端午节时，用丁香、木香、白芷等草药装在香袋内，悬挂在身上，有利于预防传染病。中秋节是桂花相继开放的时节，因此中秋的桂花和明月成为团圆之夜清赏的极好对象，佐以桂花酒、桂花茶、桂花月饼等美味食物。延寿的菊花恰与重阳节相遇，重阳节赏菊饮菊酒便成为习俗。
在如今的花卉民俗中，各地举行的以卖花、买花、赏花为主的一年一度的花市可说是非常引人注目。在各地举行的花市中，以广州的迎春花市最负盛名。此外，各地的“花会”也丰富多彩，如洛阳的“牡丹花会”、扬州的“万花会”、重庆的“万花赛花会”、藏族的“看花节”等。
在我国歌曲艺术经历的诗经、楚辞、乐府、绝律诗、词曲等各个不同体制的发展和演变阶段，都留下了无数以花卉为题材的优美篇章。例如以莲花为题材的《采莲曲》，据传是梁朝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梁武帝据《西曲》改成的《江南弄》七曲之一。在全国各地流传至今的民歌中，以花卉为题材歌颂爱情的作品可说是最为繁多的，如《对花》、《茉莉花》、《拔根芦柴花》等。
中国花卉文化的特点
中国花卉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宝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花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闲情文化
中国花卉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东方式的闲情文化。中国人把养花叫“玩花”，这一个“玩”字，表明“莳花弄草”是一种闲暇活动。它可以调节、丰富生活，但不可能成为生活的主流。古时的文人逸士，他们有条件和闲暇莳花弄草、欣赏花卉，是其悠闲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了颇富东方情调的中国花文化。
(二)多功能性
中国的花卉资源是那样的丰富，用途是那样的广泛，以致于在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花的存在。
据古籍记载，神农氏遍尝百草百花，使花草成为华夏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和药物来源。中国人的发生、存在和壮大，都与花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华夏”这一民族的图腾柱上，凝聚着他们对于花木的倾心爱戴、由衷赞美和无比尊崇。人们心目中种种花草的形象，成了幸福、吉祥、长寿的化身，加上各种花草本身的实际功用，便很自然地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三)泛人文观
中国的文化，充满着泛人文主义色彩。泛人文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中国的花文化就具有这一明显的特征。
在对于花木的观赏活动中，更能体现中国人别具一格的生命感悟方式。中国古人由于受民族自生的道家思想(包括黄帝、老子、庄子)的影响，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从来不把花木当作外在的自然物，而总是把它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有生命的活物看待。他们认为，宇宙间无非有3种活的生物：人、禽兽、花木。这三者并无等级上的差别。他们都是天、地的产物。由于花木和动物在生命形式这一本质的规定性上是一致的，所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严肃认真地把花木当做像人一般的生灵对待，认为花木也和人一样有智有能。在中国的许多古代典籍中，出现了许多木神花仙。就连花木命名也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君子兰、含羞草、仙人掌、罗汉松、美人蕉、湘妃竹……仅从这拟人化的名称，就可见人与花木亲密相间的程度。
更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古人深信，某些花木就是人变成的。人所共知的”岁寒三友”(松、竹、梅)，“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花中十二师”(牡丹、兰花、梅花、菊花、桂花、莲花、芍药、海棠、水仙、蜡梅、杜鹃、玉兰)，“花中十二友”(珠兰、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花十二婢”(凤仙、蔷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兰菊、栀子、绣球、罂粟、秋海棠、夜来香)，“花王花相”(牡丹、芍药)等等说法不仅表现了以花比人、以人比花、把花当人、把人当花的观念，而且，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古人往往把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强捺在花木身上，将花木分成帝王、宰相、君子、师长、朋友、仆人的等级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
如此这般，儒家的等级观念和道家的将万事万物看作有生命的个体的思想，便不期而然地在古人对于花木的观赏和体验中交融起来，如果再加上外来的佛家哲学，三位一体，就构成了古人花木观的基础。当然，隐藏在这种花木观背后的儒、道、释三种成分，绝不是平分秋色，而主要是道家和儒家观念。王维、白居易被认为是佛教造诣很深的华夏知识分子，但他们对于花木的种植、观赏和体验中所流露的情趣，却主要是儒、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