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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插花艺术的特点与影响因素(2)

来源:那花园
】 2013-03-25 13:54
[摘要]2.2 美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发展的影响 中国古典美学以元气论为主要哲学背景,其核心是以意境为妙,艺术意境是对象(意象)的超越,是实(感性)具体形象的虚化(主体化):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2.2 美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发展的影响

  中国古典美学以元气论为主要哲学背景,其核心是以意境为妙,艺术意境是对“象”(意象)的超越,是“实”(感性)具体形象的“虚”化(主体化):“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求之于言意之表,而人乎无言之意之域”(老子语)。由此可见,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调动自己的想象与灵感,来体会其蕴含之义,从而获得“言外之意”来。这与西方古典美学迥然不同。西方古典美学以原子论为其哲学背景,核心以感性形象为美,由此也就将“感官愉悦”放在审美的重要位置。元气论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本体论(元气的生命功能构成了元气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元气论的深刻影响,中国古典插花艺术才呈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在进行插花艺术创作和欣赏时,总是着手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动力,着眼于表现它们“神”、“韵”、“势”。而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欣赏,其最终目的都是使主体通过艺术活动体悟超越形迹的生命本体,使其精神能超越形体的有限性而进入自由无限、与道合一的境界。意境产生于意象而又超越于意象,其美学特征表现为虚与实的统一而偏重于虚,其所追求的和表现的是那种能深刻表现宇宙生机、世界实相和人生真谛的艺术化境。

  2.3 佛教对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发展的影响佛教

  在把握任何对象时所惯用的手法是双遮双照,亦即任何对象都是即有即无、非有非无。虽然它也常常借助于形象比喻或经教典籍,但往往又采用“象以尽意,得意则忘象”;“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的手法,此种方法至禅宗尤盛。由于禅宗以“禅是佛意”相标榜,因此更加强调“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极力主张“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

  插花艺术起源于佛前供花,禅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古典插花注意意境的表现手法影响甚大。“夫山水花竹,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倘于退食之余,按瓶史而如法行之,焚香默坐,背生合觉,进而悟拈花之道,在是矣,岂不皆大欢喜也哉”。这里“拈花之道”,乃是一种内在情感与外在景物交融合一的艺术境界,往往是一种整体感受,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只能体悟而不可分析。

  2.4 中国园林艺术对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发展的影

  响作为一种集中了多门艺术于一身的综合性艺术,中国插花无论在总体艺术特色和评价标准上,抑或是在对艺术创作所用的植物材料的欣赏上,或者是在艺术创作整体欣赏与功用上,以及体现艺术创作理论的具体形式上,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是同样受到绘画、宗教、哲学、民俗、文学、书法、音乐等中国文化孕育熏陶的附着式艺术。

  中国古典园林,特别是江南私家园林,其本质特征就是浓缩自然。而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则同样要求“师法自然,以情驶景,以形传神,达到赏心悦目”;“虽由人作,宛若天开”。这既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特点,也是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在总体艺术特色和评价标准的理论依据。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当时插花和园林受到中国传统山水画和书法艺术的相同影响,即要求作品有“来自自然,又高于自然”的艺术境界,又要求在艺术创作整体欣赏与功用中,使插花和园林都有着一定的实用性,而在实用基础上的意境与审美价值,则是它们同样的追求目标。

  中国古典园林及插花在体现艺术创作理论的手法和具体形式上可以是“有法无式”或“一法多式”。崇尚自然美为时尚的美学追求,艺术美与自然美的辩证统一,虚与实的辩证统一,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统一,这些都是影响中国园林与中国古典插花的创作理论。

  2.5 民俗对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发展的影响

  自唐代起,农历二月十五日的“花朝”就成为人们赏花插花的节日,以后还有了“花神”,成为每月插花用花的人格化的代表。

  宋代林洪《说郛》上记:“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而今岁最盛,凡七千余朵,皆重跗累萼,繁丽丰硕。”[13]如此大规模的文人雅士、宫廷贵族的插花供佛大会,民问自然会效仿。此时插花由供佛走人民间,增加了新的内容,受到传说、民俗更广泛的影响。

  中国人喜吉祥、高雅,花常含有长寿、幸福、高尚的含义,并以花材形成某种特定组合来表达美好的心愿,如“四君子”、“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百年好合”等。在民问传说中,也常以插花作修饰,如麻姑、兰采和的花篮等。人们常用插花礼宾、祝寿、庆贺、祭祀、避邪等,这些民俗形式的应用自然有其民间色彩的含义。

  2.6 文人对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插花史上,文人插花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隋唐时期,插花由供佛走人民间,宫廷和文人都以插花为赏,此时文人插花也就应运而生。到了宋代,插花与“焚香”、“占茶”、“挂画”合称“四艺”,成为当时人们尤其是文人最普遍最基本的生活修养。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明代公安派著名文学家袁宏道《瓶史》的成书,标志着文人插花的成熟。

  封建社会的文人读书为官,他们在诗、词、书、画等文学方面的修养往往造诣很深,闲时插花,就把这种艺术修养和美学取向应用体现于插花中,为中国古典插花注入了新鲜血液,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古典插花的发展。清朝文学家沈复认为插花材料的选择利用,并不是非要追慕宫廷插花那些名花贵种,而只要善加利用,插花素材随处可寻,所谓“枫叶竹枝,乱草荆棘,均堪入选” 。这利于普通生活中寻找美、创造美的美学取向,抛弃了宫廷插花以华贵富丽取胜的美学追求。

  封建文人深受儒学经典精神浸染,总是企望“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价值,但为官仕途往往并非一帆风顺,当他们仕途受阻,内心郁闷时,插花艺术把人的情欲导向了内在反省,这在人生情操的自我修养上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寄情于插花艺术当中,逃避现实生活,却也丰富了插花的内容。文人以文学诗词之心观摩自然,寓感万物时,以花草为媒介,以泄胸中文心诗意,这种抒怀传情的文人插花会将人带入一个清幽绝俗、高雅活脱、饶富情趣而又神思无穷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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