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瓶史》与文人花
进入安土桃山(1573～1603年)、江户时期(1603～1868年)，“立花”发展成为更具日本民族特色的“立华”。“立华”具有严谨的基本花型。以七、九枝为骨架，花脚聚集如圆柱，各枝条的位置和伸展方向都有一定的顺序，不可前后倒置，每一枝都有具体的含义、规定的花材与固有的位置，且每一种花型都有固定的花器。在立华定型化的过程中，由于江户时期的幕府封建统治体制的确立，立华被赋予了儒教之道的象征意义。延宝元年(1673年)刊行的《替花传秘书》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等儒教道德来说明立华之道;元禄元年(1688)发行的《立华时势桩》中则规定：“心如君，六枝如臣”。将构成立华的“心”与“役枝”的搭配比作君臣主从的关系，在立华的定型化中象征性地表现了封建身份关系的固定性。但由于立华的花型过于程式化，且制作工序过于繁杂，在经过元禄时期的隆盛期之后便逐渐走向衰落。到十八世纪后期，产生了新的插花形式“生花”。生花以尊重花草的自然面目为宗旨，具有自由、清新的风格，甫一问世即风靡全日本，随之取代立华，成为日本主流的插花形式，插花中心也逐渐从京都转移到了江户(即今天的东京)。
江户幕府以儒教为文治之本的政策，导致一大批日本人仰慕中国文人流连“琴棋书画”、“文房清玩”的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文人花在日本逐渐兴起，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明朝著名文人袁宏道(袁中郎)的《瓶史》。
据考证，《瓶史》传入日本，缘于明朝灭亡以后归化日本的明朝遗民陈元贇与高僧元政上人的交往。两人在万治二年(1659年)结识，元政上人从元贇处阅读了《袁中郎全集》，对书中关于佛法的高明见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而成为日本服膺袁中郎诗文的第一人。后来元政上人在元禄九年(1695年)出版了《袁中郎全集》的刻本，其中就包括了《瓶史》。袁宏道的诗文在日本受到了江户文人们的广泛推崇，史称时人“皆慕中郎风”。在此背景之下，一些爱好插花的文人，有感于《瓶史》对花的感怀，对其进行效仿、揣摩与研究。其代表人物为钓雪野叟、望月义想、田能村竹田。
钓雪野叟(生年不详)擅长茶道、香道、花道，精通汉文，在接触到《瓶史》之后，受其影响于1750年发表《本朝瓶史抛入岸之波》，借中国插花之理念，诠释抛入花(抛进或掷入的插花法)的理论。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仿照《瓶史》，分大意、宜称、屏俗、择花、折枝、品具、洒露、插贮、杂事，论述抛入花之理论，下卷为33幅插花图。在讲述插2～3种花材的心得时，该书遵照明代花材搭配之原则，称“花有主、令、辅佐之分”，将花材搭配原则定为带花的植物称为主与令，没有花的植物称为辅佐，为生花的定型起到了先驱作用。
望月义想(1722～1804年)号梨云斋，为江户中后期花道家，在阅读袁宏道《瓶史》后，深受感染，极力仿效，将《瓶史》中的插花理念、插花方法、花材与花器的选择应用于自己的插花活动之中，创立“袁中郎流”，后改称“宏道流”。“宏道流”秉承中国文人清雅、幽寂的精神，形成了高雅脱俗的独特风格，对日本文人花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田能村竹田(1777～1853年)为江户后期文人画家，擅长诗歌、文学、书画、茶道、花道、香道。受《瓶史》影响，于1819年完成为日本文人花的经典论著《瓶花论》。该文以简洁、洗练的汉语写成，只有短短一千多字，全文仿照《瓶史》的结构，分为序、品格论、折取论、位置论、瓶论、杂论。他在“序”中写道：“余幼时好诗、嗜画，然今日爱花……花叶色香易失，时光易逝而感人世难留。”“品格论”中指出：“凡插花者必先论花之品格”，在牡丹、梅、菊之外，也不应忽视那些清淡雅丽的无名草花，因它们具有天然之真香、真色。“位置论”中讲述：“瓶中之位置分布，应尊画家写生花之法”，说明拘泥于形式的画缺乏雅致之美，表明了对插花定型化倾向的反感。“杂论”中强调：“插瓶花最重要之事乃汉诗文之学习。如六经、三史、司马相如、陶渊明……”
江户后期，不受形式约束且极具清高、飘逸、幽寂魅力的文人花，给当时的插花界注入了一剂清凉剂。文人花所追求的高雅格调，以及所表现的“无技巧之技巧”、“无法之法”，对明治以后的近现代日本插花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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